2014年11月8日至9日，由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合办的“中国和伊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共有来自中国、伊朗、德国和日本的近20位学者参加会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沪总领事Sobhani先生、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参加本次会议的学者围绕近代中-伊外交、伊朗古代文献与文学、丝绸之路上的中伊文化接触与交流、伊朗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等四个主要课题，提交了15篇学术论文。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的廉亚明（Ralph Kauz）教授的《二战结束前后之中伊关系》，在20世纪初，中伊两国都推翻了少数民族的专制政权，其中中国推翻了满清王朝、伊朗推翻了突厥王朝；他着重考察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中华民国政府驻伊朗公使的外交和文化活动。作者利用收藏于伊朗外交部的档案资料，重绘了当时中国外交使节在伊朗开展外交活动中的许多重要细节。
北京大学考古系齐东方教授的《从文物看古代中国与伊朗》一文，通过对图像资料的比对指出部分在中国出土的六朝、隋唐金银器实从波斯输入，或是对波斯工艺技术进行仿制的产物。而在手工艺品引入中国并为中国工匠所模仿，继而衍生出本土化仿制品这一过程的背后，实则透射出不同文化间交流、互动的固有模式，可谓由小见大，自微观中见宏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波斯语系王一丹教授提交的《孛罗丞相在伊朗》，则通过勾稽大量波斯语编年史、地方史书，考察了在中-伊文化交流史和伊利汗国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孛罗丞相”在留居伊朗后的一系列政治活动，认为孛罗在伊朗的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元朝使者的身份、第二阶段是伊尔汗国顾问的身份、第三阶段则成为了伊尔汗国军权的掌握者。王教授同时指出，在孛罗离开元朝30年后，元朝皇帝依然赐以他金印，足可以见孛罗在元朝和伊朗伊尔汗国两国的地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梵文和巴利文专业的段晴教授，作了《吉尔伽美什与新疆出土织毯》的报告。介绍了今年在新疆出土的于阗文书、绘制有人物图像的毛织品残片，并考证出其内容出自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认为在我国出土的地毯和文书不仅反映出两河流域及伊朗神话在中国的传播，而且能够帮助解决中东两河流域文明的疑问，该研究为我们对波斯作为古代东、西亚文明之间沟通桥梁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来自伊朗阿瓦士·Shahid Chamran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系的Ali Bahranipour教授的《和田在13至14世纪丝绸之路经济活动中的角色》一文，则介绍了波斯语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文献中有关产自和田地区的动物、纺织品、宝石的记载，并由此对和田在丝绸之路经济活动的地位进行了评价。
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王樾的《对于察合台汗国钱币研究的若干认识》，主要围绕建国后新疆地区出土的察合台汗国钱币，从钱币形制、铭文、族徽三个角度对之进行了梳理。古代伊朗所用的是打压式货币，而中国中原王朝所用的是铸造式货币，但在中国的昌吉也发现了察合台汗国和伊尔汗国使用的打压式货币，由此可以看古代中国和伊朗贸易往来的联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程彤教授的《古代伊朗与中国马球运动文献》，分别从文献和考古实物两方面入手，考察了古代伊朗马球运动的器具、规则对中国马球运动的影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波斯语专业的博士生刘英军提交的《伊朗民族史诗〈库什王纪〉里的古代中国名称与中伊交通路线》一文，主要根据近年新发现的波斯语史诗中所记载的古代中国地名复原了从伊朗到中国的几支主要的交通路线，作者认为它们间接地反映了两个文明之间活跃商业、文化交流。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四日市康博教授提交了《两位大异密：孛罗与出班，以及两枚来自元朝的金印（āl-tam?ā）》一文，作者释读了收藏于德黑兰伊朗国家博物馆的一份伊利汗法令文书上所钤的两枚八思巴字汉语印章，和一枚以阿拉伯字符拼写的“出班”姓名私印；再结合汉文、波斯文历史文献加以考订，认为八思巴字印章就是《元史》所载元朝皇帝所赐官印。而出班在继承了孛罗的丞相的职务与印章后权力膨胀，成为伊利汗国内权倾一时的人物，遂遭致伊利汗的猜忌与诛杀。
南京大学历史系刘迎胜教授的《经堂语还是表意词：论小儿锦文字中的部分阿拉伯波斯语词汇的使用问题》一文，认为“小儿锦”是表意词，通过丰富的例证，揭示出中国回族穆斯林之间使用的“小经”文字（即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字）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同音相训”或“同意互代”的特殊现象，即“小经”中使用的波斯语与阿拉伯语词汇不按其字母拼读，而按其汉语意义来读。这一现象生动反映出中国穆斯林民众在兼容波斯、汉两种文化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灵活而有效的调适手法。
南京大学历史系华涛教授《明末清初中国回回坊间教争研究—兼论早期中国伊斯兰知 识发展的观察视角与立论方式》一文，对明代万历到清代康雍年间中国各地穆斯林坊间教争进行了研究，指出当时中国的穆斯林社会的发展具有两个特征，即在坚持伊斯兰教基本原则同时，又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本土化“小传统”。
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荣新江教授则作了关于《日本杏雨书屋藏李盛铎收藏敦煌景教卷子》的报告。他从唐代译经制度、译语用语、钞经用纸等多个方面切入，判定学术界广泛引用的日藏李盛铎藏品中的“景教文书”多有伪作。基于这点，荣教授也指出当下的唐代景教研究亟需“退步”，即剔除其中存在的伪经成分。
《汉语大辞典》辞书编纂处的徐文堪先生提交了《伊朗学札记三则》一文，从“中国境内的伊朗语族语言”、“中国的塞人”和“克里亚什托尔内教授的学术成就”三个方面，结合历史比较语言学、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境内的伊朗语族人群及其语言、文化进行了考察。
复旦大学历史系邱轶皓的《〈五族谱〉研究导论：研究史·文献特征·史料价值》一文，则主要从波斯语蒙古世系谱中的蒙古语书法，中亚、伊朗蒙古统治者的历史观念变迁等方面对《五族谱》的特征进行了评述。
伊斯伊斯坦布尔大学的Murat Elmali教授的《丝绸之路上的六牙象王本生故事》，则以吐鲁番发现回鹘语“象王本生故事”残卷为切入点，对中世纪回鹘语佛教文献中的语言特征，以及外来语成分进行了分析。
本次学术研讨会上所提交的论文题材多元、视野开阔。就时代而言，上起古典时期，下至近代；就主题而言，则涵盖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波斯、中国两大文明，旁及突厥、蒙古，充分体现了学术前沿和深度的结合。绝大部分论文均为首次发表，并预计将于2015年结集出版。（邱轶皓、闵捷）
